我本是高山

我感觉大家是误会《我本是高山》电影剧方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生动形象地告诉大家，《隐入烟尘》为什么会被下架； 之前疑《隐入烟尘》被很多农村地区的观众骂不符合农村现实、它拍的不是我们的农村真实的状态，还有很多人怼他们：“中国的农村不穷吗？”“穷的农村里没有坏人吗？”“我的家乡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农村不了解的观众夹在两种声音里一脸茫然； 现在《我本是高山》出来，而张桂梅老师的故事国家已经宣传了很多遍，大家都知道她正确的形象脉络是什么样在，而娱乐圈电影人把她拍了出来：“当地的女学生不是没书读吗？”“张老师没有开女校吗？”“我认识的张老师就是这个样子的！”； 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复刻一遍，观众就明白了：哦内娱这帮逼人就是这么消费苦难糟践英雄的，赶紧下架，最好连编剧带演员一起封掉！

乍看上去，《我本是高山》是那种仅仅倚仗着题材便足以立于不败之地的电影。无论是将在官方话语里被高度肯定的优秀共产党员作为主角，还是对于女性追求命运自决的大胆表达，都与这个时代的“主旋律”高度契合。但事实是，电影非但没有因看似“根正苗红”而受益，反而因此遭遇未曾预料的巨大争议。在这样一部本可以按部就班答题交卷的命题作文里，主创们选择了保留自己的一份作者表达，而这份坚持却极有可能造成了对大多数观众观影预期的冒犯。

即便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文艺创作领域开始逐渐解冻，聚焦人性与人道主义得到愈加广泛的认同，但在与官方宣传密切相关的主旋律人物传记片里，相比于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塑造一尊完美的神仍然是从未被撼动的主流。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影片里的传主们变得愈发生动鲜活，不再盲目追求缺乏真实感的“高大全”，但表现传主们人格中的缺陷仍是不可触碰的禁忌。《我本是高山》所引发的诸多争议里，有相当一部分即集中于此——藉由官方主导诸多媒体宣传报道里形成的固有印象，大多数观众更愿意将张桂梅想象为一个没有任何道德瑕疵可言的楷模，支撑她在重重艰难当中将为贫困山区女孩办学这一理想践行到底的源动力，于超验的精神层面，是她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于经验的现实层面，则是她因三线建设需要从东北来到云南，通过多年来的生活与工作，深感贫困山区女性通过掌握知识改变生存现状的迫切性。

然而，如今呈现在观众面前影片里的张桂梅，却并不如此前报道中的那样完美如圣。诚然影片里可以看到张桂梅胸前的党徽，女校师生历年合影里背景中出现的宣传标语，有女校师生暴雨后泥地里立旗杆，张桂梅带领女校教师集体宣誓等情节，但这些更像是为了约束作品不偏题的必要，影片实质上并未在张桂梅的共产党员身份以及她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知方面作过多着墨。相比之下，编导们更感兴趣的是按照“人”的形象去想象张桂梅，不刻意隐去她性格中的缺陷，刻画出她更偏世俗的一面，坦然讲出她办学理念的固有局限与存在必然，把她十余年如一日无私投身教育事业的义举定义为一个女人和一群女孩的互相救赎。

尽管将重心放在了张桂梅自2008年正式开始办学到2011年第一批毕业生参加高考这一时间段，但主创们还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射在了校园内部，他们并无意去过多讲述张桂梅从一个教师到一个校长的身份转变，更无意去讲一个当代武训的故事。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创们主要还是在沿袭类似《烛光里的微笑》、《苗苗》等既往同题材国产电影里类似角色形象去塑造张桂梅，把她努力打造成一个为兼具严父慈母双重身份的完美教师，每每在剧情转折，遭遇困境的绝望时刻，总能够挺身而出，或以语言或以行动为孩子们延续前行的希望。但与此同时，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编导同时在张的塑像上有意点了一两笔“污渍”，以表示张与过往角色的些许不同。影片的前半段，张桂梅与学生和同事都发生了不止一次的冲突。无论是从严治校，对学生的外在形象与业余生活严加管束，还是不顾年轻教师的感受，自作主张取消假期，引发教师集体离职，都足以让人洞见她的不近人情、专断独行、刻板保守。这些矛盾绝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的先抑后扬，而是为其后揭晓张桂梅古怪性格成因有所铺垫。影片后半段，面对着在女校最危难时刻前来紧急救场，亲昵地称自己为“老妈”的昔日爱徒，她非但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激之情，反而对爱徒作为女儿作为母亲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最终逼迫爱徒说出了那句刺心的话：“你当初办学不是为了我们，你只是为了逃避生活。”（大意）。

影片将张桂梅的人格缺陷以及她内心最深处的办学动机，归因为她在家庭生活中曾遭遇的巨大变故。片中不止一次出现她回忆丈夫生前与自己的恩爱片段，正常的家庭生活与他人的关心关爱是她渴望但不可及的。正因如此，她试图通过事业上的成功，来拯救自己失败的人生。这种源自于人性自私的念头历经了多年的波折后，终究收得了善果，女孩们因为张桂梅得以改变命运，张桂梅因为办学找到了失去爱人后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主创们用另一种也许更接近人性真实与生活真实的逻辑解释了张桂梅的办学动机，这种解释方式不见得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不失为一种更新颖的视角。

在古怪性格之外，张桂梅的办学理念注定也是会遭遇非议的。滇西北山区长期以来的闭塞贫困，当地民众相对落后的文化水平与认知能力，张桂梅自身成长教育经历和个人眼界的局限性，这些叠加在一起，决定了张桂梅无法如一些人所臆想的那样，既让那里身处精神与物质双重困顿的孩子们有书读有学上，同时又可以在远离都市喧嚣的桃源乡中成长为人格健全的个体。事实上，《我本是高山》与暑期档引发社会热议的《八角笼中》在精神内核上达成了高度的默契。在对待命运，对待现实的态度上，两部作品的创作者都让自身与作品中要表现的群体——最平凡的普通人保持了高度一致。他们都没有兴趣去扮作眉头紧锁，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去反思阶级差异、“穷病”的深层次成因，他们早已懂得那是一个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无解难题。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不再期待被恩赐的公平，正视客观存在的不公平，用血肉为自己拼杀出一条向上的狭窄通路，即便这通路并非通往峰巅，而只是通往地面。相比于《八角笼中》更富于戏剧性的拳拳见血，《我本是高山》中所展示的草芥奋斗之路足以引发更多平凡人的共鸣，毕竟那不只是华坪女高里几十个孩子的少年，而是数以亿计中年人、青年人的过往。衡水模式自诞生以来尽管饱受质疑，但现实是在有限的教育资源难以在短期内真正做到合理分配的大背景下，摸透应试教育规则，做优秀的卷王和做题家仍然是草根阶层改变命运少数可以把握的机会。同样是教师，张桂梅注定无法像《死亡诗社》或《音乐之声》里的同行那样在精神层面有那么多的闪耀之处，她毕其一生所做的，终究也不过是为一些人打通了在地面看到阳光的孔隙，而那可能就是他们此生的高山。即便那高山只是另一些人人生开始时的平坦田地，但起码她让一些人看到了真正的高山。这样，一些人的下一代才有可能攀登至山腰，下下一代才有可能攀登至山巅。即便不愿登山，起码他们就此获得了在地面上自由呼吸的权利。“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所拥有的优势。”，《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篇之言永远都不过时。

倘若主创们愿意按照官样文章不越雷池一步地改编，倘若主创们不愿承担追求自我表达引发的潜在风险，大可以照本宣科拿着张桂梅的先进事迹材料，参照以往早已成熟定型的主旋律人物传记片模板，严格遵循文本的真实、艺术的真实，用着数十年内核不曾改变的套路，按照时间的流动，拍一部无功无过的张桂梅传，收割掌声与荣誉。但需知，在那两种真实之外，同样还有人性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历经岁月洗礼的面庞，哪怕上面有了一丝脏污，反倒因真实显得更加可爱可信。

[一直在等待这部电影，说实话又并没怀着多大期望，个中原因复杂。所以我是带着复杂心情赶着点映第一天就去看，这会儿看完是另一番复杂心情促使我急着锐评。毕竟，锐评很轻易，会敲键盘就能评。]

我始终认为，女性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从女高开学，我就开始掉眼泪，有点莫名其妙，只觉得一切都开始得太不容易了，而这不容易还只是开始。电表跳闸，操场泥泞，女孩儿们嘻嘻笑笑，看样子并不清楚前面的路。张校长搞不定一个电子喇叭，摁来摁去都是吵闹的音乐，甚至连她都不确定这所女高未来的路。我可能就是被这种质朴和莽撞打动了，开局混沌，但女孩儿们可以在混沌懵懂中尽情憧憬，即便她们当时憧憬的也许是逃掉晚自习去逛夜市，吃烧烤，打电脑游戏。

随后，命运开始分叉……

当一个女孩儿生在背靠高山，面朝悬崖的贫困山区，她就有可能是山月，也可能是山英。而我们每个女性都有可能出生在那样的环境，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山月，或者是山英。山月、山英是最亲的姐妹，她们朝夕相处，进退同步，但各自命运也会因为无奈选择而注定分叉。不想剧透，只是在看到姐姐山月在房梁木上画的小花和旁边那句“我本是高山”，语义的双重性让我遭到暴击。我本是高山，可以理解为：我生来就是高山。却在诠释山月人物命运时，可以被另外解释为：我原本也可以是高山的。懂事、勤学、聪明，她怎会不是高山，不做人杰呢？然而，她最终没能成为高山，而是包办婚姻陋俗的戕害对象，被丈夫、兄长、父亲打死的一具寒尸。张校长骂得好，“你们是畜生。”畜生害死了姐姐，又想来抢妹妹。把封建宗法式的“三堂祖师会”都搬来了，正中间是被椅子抬来的奶奶。奶奶把张校长之前给她披上的大衣还给对方，鞠躬作揖，然后要牵走妹妹。这一幕，多么割裂！女性本是共同体呀！我真的很不愿意将奶奶定义为“加害者”，她明明是这沉积几千年落后观念的受害者。所以张校长说，女孩儿读书改变几代人命运。当一个女性通过受教育实现思想上的文明开化，她便不再甘于沦为帮凶，就像张校长，像山英家人来抢人那晚，站在窗台前为山英发出呐喊之声的华坪女高的姐姐妹妹们。多一份呐喊，就少一份姐姐山月式的悲剧。

我很喜欢抢人这段的台词设计。除了怒斥畜生是畜生，也戳破了一些对女性苛刻却不合理的要求。那些弟兄叔父们逼问山英，你考得上吗？你考不上还考什么考？张校长说，考不考得上是她的事！你们现在是不让她考！（现实中，这种逻辑陷阱屡见不鲜。）是的，女孩儿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没人有资格悄悄加上限定条件而去剥夺。考不考得上，她都有权利去考。或许这也是编剧制造山月被牺牲，山英最后考上一本这种戏剧反差的原因之一。原本成绩不好，并不是剥夺其受教育权利的借口，只要有机会就有逆天改命的可能。而山月的极端悲剧，也直直戳破另一种被落后陈旧裹挟的命运之路就是这么残酷。我在观影中途有想过这样的处理是否过于抓马，但过后觉得这样很好，有对比才有伤害，觉得痛才会惊醒。

后来呀，山英考上了。张校长和一名男老师跋山涉水给山英送去消息。他们举着探照灯拼命挥舞，扯着嗓子告诉山英，你考上了！山英也举着灯，拼命挥手。此刻，镜头拉远，大银幕上：

群【山】环绕，

明【月】皎皎。

山英含着热泪对山对月大喊，姐姐，我考上了！（我真的哭死）

当命运开始分叉，就有人承受苦难，有人寻得光明。命运到来之前，我们都是被随机分配的选项。我说了，女性是命运共同体。当山英终于与群山并立，发出属于自己的呐喊，在那遥远的天上，还有一轮孤独皎洁的山月在守望……我们每一个女性，既是山英，也是山月。

=====以下是想到哪里说哪里=====

关于丈夫那个角色，目的性太强，戏太多。这什么白月光？难评。

关于付春盈，她也是带着任务来的。首先，我觉得她在某种意义上是和张校长的对照组。我们多少能从付春盈身上，看到年轻时张桂梅的样子，对女性教育事业怀着满腔孤勇。张校长看到一脸泥跑过来的付老师说，“你真虎呀！”张校长您何尝不虎？不虎怎么平地办女高？

第二个任务，展现有情怀有事业心的女性所面临的另一个现实困境：事业和家庭？这是全社会最喜欢向职业女性抛去的问题，潜台词是你需要取舍，你必须取舍。影片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付春盈，她必须做出一个符合政策潮流的回答。虽然但是，有些对白到底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我不相信一直追随张校长脚步的付春盈能有那那那样的思想，这一点非常矛盾。真的让我想问：编剧你知不知道她到底在说什么……

此外，付老师在跟张校长的几次争论中，也展现了张校长的内心世界，甚至交代了一些张校长忘我投身教育事业的归因——丧夫之后全身心投入事业是为了排遣心中伤痛，教育学生是为了寻求陪伴。是想说再崇高的职业女性也都是被迫无奈才做的这第二选择吗？我不李姐……

至于刘雅瑟的表演算是融入了大山里，不只是外型上的，不只是穿得灰扑扑，脸上沾着泥。她的精神内核也透着一股子摸爬滚打之后的泥土气，这与角色是贴合的。

反观之前一位被吓走的女教师，服化道刻板，人物塑造脸谱化，非常用力去呈现一个与大山格格不入的“娇小姐”形象。过于刻意，缺乏真实感。但这不是演员表演的问题，是导演层面的问题。

类似刻板化的人物情节还有很多，比如那些排队打酱油的……那些人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当然有意义。（我知道我知道

最后，槽点很多，bug也多。

但女孩子们呀，谁都没有资格，用别的幌子，剥削我们受教育的权利，剥削天生就该属于我们的成长资源。可惜现实并不尽如人意，所以我们不能停止呐喊，“女孩生而是高山”，我们不能停止传递这样的声音。这是张桂梅精神的全部意义。

我是去看海清的演技的，预告片看起来真的很好看，我去了电影院，看下来就一个感觉“太像了”，所以我看完是满意的，直到看到网上的评论的时候，后知后觉，真的太刻意了。

其实对于山区的孩子逃学，调皮，以及老师是因为丈夫去世为了麻痹自己才这么拼的初衷，我一开始是不感冒的，一个是因为山区孩子知道的少，孩子调皮我也能理解，然后胡歌我只认为是丰富了张老师的人设，最后我以为是张老师自己说她是因为怀念丈夫才投身教育电影才这么拍的，但是这并不是，结合其他几点来看，这就是电影团队，完全自我的，狭隘无知骄傲自大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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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点，“酗酒，家暴，农村，母亲”真小众啊，这个人设。。。。

2.第二点,有抱负的男老师和没有责任心的女老师。

3.最后知后觉的一点，影片就交代了两个学生家庭，一个是酗酒母亲，还有一个就是小女主，她的情况，看起来是爸爸和哥哥要嫁了她，但是，最后是奶奶把老师的大衣还回去，要带走山英，哪怕再多一个男性问题家庭呢，事实是并没有，电影中的所有的问题家庭，都在女性的主导下的。

回到张桂梅老师的初衷，这时候再看，改编成怀念忘夫，真是对张老师甚至整个女性极大的恶意，拍出这样电影的人，他不是蠢就是坏，

我更倾向于是愚蠢，是那种傲慢的愚蠢，他们打心里认为，女性在事业上的杰出，一定不会是因为她们本身的信仰足够强大。

中国的导演真的不会拍女性电影，满脑子的高高在上，对普通人的努力，对女性的坚持视而不见。强行制造所谓的冲突，导演不知道，大山里的女孩子她们能来到华坪女高，就已经是拼尽全力了，她们哪里来的钱财，让她们如同男性一样，可以荒废学业，在学校外面吃吃喝喝，上网打游戏。能够选择到华坪女高这样一所什么都没有的高中支教的老师们，ta们当然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怎么会出现女老师为了爱美，和张校长起冲突的事情，她们是老师啊，她们同样怀揣着崇高的理想，我可以接受她们被苦难和渺茫打倒，无法接受她们被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打倒。大山的女孩子，她们从小耳濡目染，她们怎么会不知道如果不读书，自己的出路只有嫁人，成为被磋磨的老黄牛，又怎么会需要张校长的一番演讲才能幡然醒悟。 张桂梅，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她的是如此坚强如此明确，如此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她心里装着女学生，眼里是她们的未来，她又怎么会像影片里描述的那样，如此依恋着她的丈夫，只能从她丈夫那里汲取力量，菟丝花是成为不了张桂梅这样护佑了无数女孩子的苍天大树的。导演从来不懂张桂梅，他只是想当然的觉得女性哪有什么自己的理想，只会为了完成所谓男性的遗愿，实在是真真令人作呕。

本来只想给一星的，但是后面，关于女学生们登山看日出的那幕太动人，你看我们就只是想看女学生和女校长是怎么努力，是怎么征服困难，是怎么成为高山的，我们不是要看那些低俗、无聊、不切实际的冲突的

这部片子引起争议不奇怪。

看完之后觉得影片的完成度其实还是可以的。故事是奔着打动人心去的，煽情也比较克制，小演员们的表现尤其可圈可点。观影过程中，如果只是简单的想看一个温情励志的故事，是很容易感同身受，也很容易被打动的，毕竟，谁看到一个瘦弱的女性怎样拼了命去帮助一群陷入苦难的女性改变命运，看到那些拥有着清澈眼神的孩子们走进新的生活时会不为之动容呢？

但电影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比如排斥剪头发、逃课去逛街泡网吧、酗酒的母亲这些，不知道这些到底有没有一定的现实原型作为依据，但看起来编剧人为塑造的成分很大，放在影片中就感觉十分违和，自然会被较真的观众们揪出来的。

另外刘雅瑟饰演的女老师在片子里算一个相对重要的角色，但多少显得有些别扭，这个角色实际上并不能在年轻教师的群像中脱颖而出，也很难说从侧面烘托了张校长的形象。当然，硬要说作用，那也是有的，比如说明了张校长之前就已经改变过一些女孩们的命运，又比如刻画了张在“神性”（斥责女教师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和“人性”（最后对女教师孩子的关爱）之间的摇摆，“大爱”和“小爱”之间的选择。只不过，这种表现手法显得过于机械和陈旧，这个角色的建立，也大概率是编剧臆想出来的结果。最终的效果，不仅拉慢了影片的节奏，事实上也拉低了影片的格局。

不过以上这些都只能说是小瑕疵，我们也不奢望这就是一部完美的影片，这里出点问题，那里出点问题，只要不影响影片真正的精神内核，那都问题不大，毕竟每个观众的审美各不相同，有些观众就是喜欢这些简单的、一眼就能看明白的戏剧冲突，这没什么不好，存在即合理嘛。

但，恰恰就是对张桂梅这一核心角色精神内核的刻画，出了问题。

影片将张校长塑造成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然无我”的人（海清路演原语)，但究竟是什么样一种精神让张桂梅同志成为这样的人，又是什么精神支撑她在各种困难面前坚持下去，影片却语焉不详，甚至有意淡化。当然，编导们也不是没有试图解释这些，加入胡歌饰演的亡夫这一角色应该就承担了一部分这样的功能，但一来不敢明戳戳这么表示，毕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这个，二来仅靠对亡夫的思念也压根支撑不起所有这一切。于是，加入的几段幻影也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我就觉得，我们一些文艺工作者理解不了什么是信仰，理解不了什么是理想主义，也理解不了什么是真正的崇高，结果拍出来的东西格局自然就小了。同时，看完影片的一部分当事人对影片的呈现表达了否定的看法，自然也一点不奇怪了。

影片中间一段，招收的学生们基础太差，年轻的教师因为压力大走了好几位，镇里教育局也对华坪女高不信任要将其分流，这应该是张桂梅面对的最困难的时候了吧，不论是影片中，还是现实里，张校长也许都觉得要坚持不下去了。那影片中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呢？编导们制造了一场大雨天灾，让校长、老师和孩子们同舟共济，共同战胜了这场天灾，又“刚好”来了一位新教师（就是刘雅瑟饰演的那位）主动请缨，于是，困难就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学生们突然勤奋了，教师们觉悟也一下上来了，来自社会、上级的压力也没有了，一切开始走上了正轨……

那，现实当中张桂梅他们是如何做的呢？我们看看张桂梅同志的原话：

“一整理资料我才发现，8个人6个是党员，我一下子我底气就来了，我希望就来了，我就把这6个党员找来了，我们就说咱们有6个党员，如果在抗日战争年代，这个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我们剩6个党员，我们把这块扶贫的阵地，给党丢掉？其他5个人就低个头。我说你们说怎么办吧？他们说你说怎么办，我说咱们开始重温入党誓词。我们没有钱，我们在二楼画了一个党旗，把誓词写在了上面。我们6个人第一次宣誓，我们没宣誓完，我们全哭了……”

是啊，《我就是高山》的编导们不相信有人会有这样的信仰，甚至，他们觉得这样拍出来观众们也不会相信，再甚至，如果只是是电影拍出来的，我也不信。

可偏偏，张桂梅同志和她周围的老师们，就是这么做的！

简单地谈几句个人的看法。 在《我本是高山》筹拍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这部作品的过度刻板化，现实中获得官方认可的正面人物、乡村、考学教育、女性，或是拥有大量模式化先例，或是有些敏感的议题或元素，自主发挥的可能性不大。从成片来看，导演将上述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甚至还做出了一些延伸的表达。 它没有像很多人物传记电影一样，对张桂梅其人其事进行“负面倾向”的内心挖掘，而是从积极面出发，将其行为展开更多细节，赋予人物以肌理。它根据张桂梅的真实事迹改编，其“事迹”更没有停留在新闻简报与总结定论的层次上，而是深入其“事”的背后，分析其“迹”的成因。 不可否认的是，在处理平衡如此多的元素与诉求中，导演需要做的是整理出自己的表达思路，明确具体主题，构建相对完整的叙述系统，并对最不可忽视的概念与结论做出强调，这必然会导致一些观感上的问题，如原始事件素材的再处理，以及对其涉及元素的解读争议。毕竟，面对“官方”“女性”“乡村建设”“贫富差距”“中式教育”等在现实中讨论火花已然不弱的棘手议题时，完全不留争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创作就是以导演表意目标和思路倾向为中心的修改和取舍，不绝对服务于客观话题。单独处理上述元素之一已然不免争议，更不用说兼而有之的本片了。 于是我们看到，导演在成片中几乎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更多更具体细节的描写，让叙事环节不够充分。如城乡贫富差距，农村思想愚昧，都用一些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提示出来，没有进行完全的展开。像山英家中的问题，在城市里打工的冷遇，本可以作为电影的主轴，这也是经典叙事中最常用的模式，但或许都出于敏感性而不做深入。取而代之的是张桂梅与女学生的互相扶持，电影强化了她们面对各自停留于“过往或落后”生活困境的情绪，并最终走出这座精神与精神上的“山区”。 对于这样可延伸议题杂糅的作品来说，在每一处实现创作意图的基础上再做兼顾各议题内各方观点的“政治正确”，完成“有所表达”与“四平八稳”的平衡，要求显然过高了。这和创作者也会有一定关系，例如拍女性主义电影，女导演会拥有同立场与性别的敏锐，回避掉客观上可能造成女性观众（或对应其他议题的其他主要受众）的雷区，而男导演则很难拥有这样的直觉。这无关于创作者的电影能力，也不绝对与“作品表达”关联，而是创作者先天决定的“处理客观隐患之强弱”。 它当然不是不可讨论，更不是不可争议。但对于各环节、设计、手法，导演借它们想说什么，想怎么说，这一脱离客观接收下“正确性“的创作范畴，终究还是电影作品中值得关注的事情，或者至少也是“之一”。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在第一个镜头中，导演展示了外界眼中的张桂梅，一个与原型人物极其相似的身影。这是我们认知中的她，一个出现在照片和简单描述中的符号，随后正片中徐徐展开的则是这个符号背后的“活人”：在“带农村女孩考大学”这一行为的后面，她的心理动机是什么，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又在哪里。由此一来，电影不仅丰富细化了张桂梅的形象，也针对此事引发的某些舆论争议性进行了回应和解释---展示最全面的当地现实，才能摒弃完全从外部出发的看待视角。 事实上，张桂梅和年轻支教老师们的对比性描述就是为此而服务。在年轻女老师的眼中，她们只是来这里支援工作的，工作内容仅限于“授课“，不需要真正融入当地的生活。这是现代化城市里的职人状态，直接体现在了她们对“城市”的留恋，在屋顶上继续火锅聚会，平时打扮成白领的穿着，强调自己和学生的“私人生活”，自己要双休日，对学生也是按照都市思维地要求“培养兴趣”。她们只把它当成工作，所以提出了和外界一样的评论角度和看法结论。 而另一方面，张桂梅则是对当地生活的完全融入，这体现在了衣着打扮和人物状态上，也由闪回做出了明确的强调：丈夫安慰着她，她却说“我已经回不去了”，整个人生都从此彻底迈入了农村大山。这个瞬间引出了对张桂梅个人“由暗到明“过程的塑造，是影片的另一个重点，此处暂且不表，同时也与年轻女老师构成了对比，突出了融入当地生活之于“找到女孩真正出路”的重要性。 张桂梅与年轻女老师的对比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如何看待学生们的“生活”，如何才是真正的“尊重人生“。其他的年轻女老师们看似尊重学生的生活，实际上却因为自己在心理上的远离，并不了解学生们的生活境地。电影并没有将内容更多地放在师生奋发学习之上，因为这是最为人所知，也因其成功结果而最无需赘言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奋发”背后的驱动力，即对既往生活脱离必要性的深刻认知。 张桂梅涉足的并不只是当地的教育工作，而是当地的女性生态：外部客观经济条件与内部主观思想桎梏的双重落后。在第一阶段，张桂梅先是接受了一个寒酸至极的开校典礼，随后镜头频繁地将她放置在远景中，让她凝视着破落的教室和宿舍，无奈于简陋的食堂环境和伙食，站在野地一般的学校大门和操场中，让她愈发地认识到了当地的物质贫困。更重要的则是对“重男轻女”之思想落后与精神贫困的痛感，从第一阶段的地区领导口中听到“她们能考上几个”的质疑，意识到自己的女学生不过是地区配合政策的面子工程，实质上却依然是教育重视度的“重男轻女”，到目睹家长带走孩子。导演由此带来了影片的两个阶段，从解决相对容易的物质环境到冲破更加巨大的精神牢笼。 在对这种主客观环境现状的体察之下，张桂梅并非有意地不尊重学生们的生活，而是截然相反，只有她才明白女生在当地的绝望未来，这来自于客观的经济条件和封闭的心理认知。只有通过“走入城市”，她们才能获得主客观层面上的质变可能性，才能真正成为年轻女老师一样的人。这也是电影中几个---首映后引发一定负面评论---设计点的目的。 首先是学生们的形象，她们不像一般“苦学生”人物，反而展现出了一些顽皮甚至顽劣的个性，会早恋，会打架，会喜欢听周杰伦，会对其他老师八卦。这都是生活在更优质环境中女孩的日常状态，贫困地区的女生实际上与对方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们绝非完全安于山里的生活，反而已经跟上了社会物质发展的节奏，都拥有着对“优质生活”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封建思想的“落后性”桎梏，她们被强行留在了这个与自身愿望完全错位的环境中。如此一来，只有牺牲她们此时的一部分私生活，从“培养兴趣和个性”变成“专注考学”，即使“我喜欢听周杰伦”也要听张桂梅播放的老歌，才能真正进入到匹配自己愿望的当代生活环境里，获得物质的丰富与性别的平等。否则，局限于当下的“尊重私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点则是对“上一代女性”的塑造，张桂梅接触到了两个家庭里的女性，从她们的木讷与酗酒中看到了农村上一代的女性思维桎梏：她们已经深陷于世世代代的落后思潮，逐渐变得麻木而不自知，失去了人生的希望。这种思维上的沿袭是比客观物质条件更严峻的存在。张桂梅强行改变了两家人中的长辈，而主角学生山英的醒悟则来自于自身，这也是直观呈现生活困境的必然环节：她被卖掉的姐姐被丈夫打死，自己弃学后“强行”进入大城市，却只能成为“为城市人老板的目标而奋力呐喊”的赚钱工具，性别的差异与教育的必要性油然而生，再由张桂梅将醒悟的她带回。 对学生们主观思维的改变，正构成了影片后半部的主要内容，甚至凸显出了一种对农村问题的尖锐表述。在第一阶段的结尾，张桂梅已经扭转了物质上的问题，曾经不支持她的“地方系统”转变了态度。最开始，地方政府的支持只停留在领导的视察和电视台的镜头之中，转过脸去便是对请求更好设备的张桂梅的抱怨，“女校能考上几个”，而张桂梅站立的校门和操场也始终黄土飞扬。但到了第二阶段，学校的师资力量和设备条件得到了优化，官方的支援络绎不绝，一方面强调了此事件中“个体行为”之外的“集体作用”，一方面也表现出了物质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相对可解。此时依然存在的问题便是真正根深蒂固的思想层面了，人最难克服的永远是自己的精神局限。学生们面临的家庭压力与自我怀疑却愈发恶化。在最开始的时候，张桂梅无奈地看着山英的姐姐从简陋的操场中被家长带走，她同时感受到了贫困物质和落后思维的局限性，而最难解决的则是后者，它才是一些地区农村的落后本质。 对于思维落后的地区现实，张桂梅也无法改变它，她只能做到“让女生离开这里”。事实上，这个表达也引申出了面向未来的积极意义，也给张桂梅的个体行为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性价值。面对离职的老师，也是自己的旧学生，她表示“你永远是你自己”。更重要的是山英，如前所述，她的醒悟更多来自于自己，张桂梅则从旁提醒与助推，提供努力的条件。特别是到了高潮段落，山英面对着自己的家庭---特别是传统女性祖母---的退学请求，这由亲情支撑的巨大牵绊力无疑是全片中的阻碍之最，也再一次体现了农村环境中落后的“最致命“所在，而张桂梅则让她“自己说”，她与鼓励她的女同学们一起，形成了一代人对此阻碍的自主突破。 同样重要的是，在学生之外，电影涉及了老师们的私人生活，带来了张桂梅内心在另一方向上的细化展开，“对学生”之外的“对自我”这一内化角度。张桂梅将对死去丈夫的伤痛融入了对学生的爱中，戴着对方的眼镜进入山区。这是一处有争议的设计，它让张桂梅无从回到完全的私人生活，由此彻底投身到了学生们的世界中，这一切似乎是被动的行为，是因为丈夫去世而行的弥补，而非完全出于对学生的好意。 事实上，它只是一个起点的契机，被动地引出了张桂梅的私人与教学合一，与学生的同行和融入，从而具备了真正感受学生们的物质环境与思想枷锁的前提条件，意识到必须走出去才能获得改变。而所谓“契机”显然也只是第一层，它没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第一阶段中，张桂梅对学校环境和学生退学的主客观困境都显得无能为力，年轻老师们的人心也动荡不安。一直到获得国家的资源支持与入党的精神支撑，两方面的好转方才先后出现。如此一来，张桂梅便不再是为了“弥补感情缺口”而办学，有了物质与思想层面上的更宏大推动力。而这带来的剧情层面转变，也说明了国家和信仰在其中的作用。在这样一部聚焦张桂梅、学生之微观个体，以及当地主客观落后环境的作品中，导演还是做出了对国家影响的表述，这也是合理的方向。 必须注意的是，在最后的部分里，张桂梅似乎有了与丈夫团聚于彼界的机会，却拒绝了对方的召唤，被学生们的歌声呼唤回人世。这意味着教学对她的再生意义，它已经不再只是对小家庭缺口的弥补，而是私人与教学之间更加高度的融合，就像曾经的学生会叫她“老妈”这个更加私人化的称呼。没有学生的丈夫已经不是她在此时会选择的生活，开办女校则为她创造了开启全新生活---昏迷又活转---的机会，走出了“只是需要用教学来弥补亡夫之痛”（旧学生揭其伤疤时所说）的黑暗期。从“弥补亡夫缺口”到“走出亡夫阴影”，她的私人生活与办女校的关系愈发密切，后者逐渐不再是前者的缺憾平替而是主体本身，她也得到了“没有对亡夫执念”的全新人生，促成者一方面是与她互相推动着“去旧迎新”的学生们，其实也有带来物质与精神双重转变的官方和信仰，办学不成功也就谈不上推动的实现。 电影反复进行着张桂梅与丈夫过往的闪回，这是她的“精神桎梏”，与女学生们处在了同样的受困于“落后与过往”---经济不发达与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个体的人生阶段---状态之下。初始为了“弥补过往人生缺口”的办学步履维艰，而有了信仰与物质支持后的她方才走出了自我的困境，也帮助学生走出了“女子不需要读书”的落后局限性。这也体现在了其他的配角老师身上，失去了恋人的老师得到了学生的“示爱”，女老师带着孩子教学。所有留任的老师的私生活都与教学进行了有意无意之间的结合，教学也随之为他们的私生活增色，赋予更多人生价值。 张桂梅成为了这些老师的细化代表，她助人也助己，双方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一起在办学中获得了全新的人生。女学生走出了物理和精神的山区，张桂梅也走出了自己过往人生的“山区”，张桂梅帮助女学生获得了不再属于“落后时代”的思想，女学生的成功也成为了张桂梅的光明，让她开解了停留于“过去时期”的痛苦心灵。而信仰与官方则是转折的节点，在电影创作的文本内里逻辑中帮助了所有人。 从本片的落点来看，它最想强调的是由张桂梅而始的自我思维改变，而非完全由张桂梅推动的单纯“考上大学”之结果。这才是这件事的意义：新一代的女生独立地重新塑造了自己的人格，而随着她们将之进一步发扬、传播，方才能够引起社会范围内的改变，这是张桂梅的个体行为无法做到的成果，却可以由她而开启。她让人坚信“我本是高山”的女高誓词，而那些人则会让更多人去相信。 就像她所说的那样，教出一个学生，就能至少改变这个家庭里两到三代女性的命运。这个趋势无限扩展下去，终将实现整体社会的变革。